于我来说，首次接触到“主动脉瓣狭窄”还要追朔到2003年，那时我还在新加坡陈笃生医院担任住院医师。我的患者是一名印度裔的85岁老妇人，因为患有“重度主动脉瓣狭窄”，每天反复发作的胸痛和呼吸困难让她痛不欲生。由于年龄大，体型又非常瘦小，外科大夫来会诊也是摇摇头。那时候缺乏有效的治疗方法，只能应用吗啡和其他药物对症治疗，缓解她的症状。现在我还能清晰的记得每次查房时，她那生不如死的惨叫声。当时我在想，除了Palliative Care（临终关怀），难道真的没有其他方法了吗？

图1-2，2003年：笔者和工作的新加坡Tan tock seng 医院

每次参与TAVR手术，我都感觉到非常神圣，Methodist 的杂交手术室非常宽敞，明亮壮观。每一个手术环节都有条不紊，现在我还记得手术室的黑人男护士，高大的Arthur经常因为我操作的失误对我吼，但是不得不承认，Arthur非常认真，他将每个器械都放置的规规矩矩，每个动作也是非常娴熟，他的Lundquist 导丝塑形技术也是最好的。白人护士Julia 在手术室里面就像骄傲的女王，监督着手术过程。几年后再一次见到她时，她已经到了美敦力公司担任产品技术支持。

每一台手术就好像一个故事，至今我还历历在目，像是第二例患者由于术后发生房室传导阻滞而安装永久起搏器，但在装永久起搏器的术中又发生了并发症，最终没能出监护室。另外有一位腹主动脉钙化的患者，瓣膜植入的很好，但是大鞘管撤出的即刻，突然出现血压的极度下降（血压为0），血管科在第一时间赶到，大家极力抢救，终于挽救了生命。每次术后我都跟着Dr. Kleiman对每个病人的恢复情况包括神志等做详细的记录。由于Dr. Reardon是CoreValve 临床研究的全美PI，有时也会跟着Dr. Reardon听他和其他研究者的电话会议。TAVR的病人大多数都是80岁以上的白人，记得有一个病人叫King，是一个长满络腮胡子的白人老先生，非常健谈，也经常开一些玩笑，在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他和她的也已经80多岁的妻子吻别，他的妻子已经满脸皱纹，但是从她还是花枝招展的穿着能感受到年轻时一定也是个美女，King称她的妻子叫做“My girl“。两个人都非常乐观，对手术充满了期待。还记得另外一位患者是名退休的”医生“，相对而言就显得有些焦虑，有一次我去拔出他的颈静脉鞘管，撕胶布的疼痛让他有些疼痛难忍，他低声又有礼貌的对我说了声“Doctor，let me teach you how to be gentle”（让我来教教你，要温柔点）。

也正是这些点点滴滴的经历，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尊严，和对生命的敬畏。

提起这段经历，不得不提的是2012年在旧金山举行的TCT年会，当时我还在美国，国内还没有几个人知道TAVR，而TAVR会场在TCT已经是最受关注的会场。在那里我碰到了来参会的阜外医院的吴永健主任，记得当时每个TAVR会场都能看到他在认真的听讲，我把他介绍给Dr. Kleiman，我向他说吴主任应该是中国TAVI的开创者之一吧。果然，几年后吴永健主任真的成为中国TAVR发展史上关键的重要人物之一。

2012年我从美国回到安贞医院周玉杰副院长的团队，虽然那时候TAVI离我们还很远，但是周院长的高屋建瓴，也始终让我能够和他一起以国际的视野行走在中国心脏介入的前沿。当年让我帮他做一个幻灯片，主题是心脏介入的现在和未来，在总结TAVI的资料时，我也关注到了高润霖院士的VENUS pivotal 研究，我给他起名叫做中国心脏瓣膜的月亮女神，也的确这个月亮女神最终成为中国TAVR的国产瓣膜的启明灯。

2015年8月，我首次参加了在英国伦敦举办的欧洲心脏病学会议，在会场上，TAVR的创始人法国教授Dr. Crabier的演讲引起了我的注意，他和另外的三名世界级心脏大腕儿做了心血管领域的展望，他也预言到TAVR将在5年后全面开花，甚至未来可能全部取代外科手术治疗，会后我也采访了他，写了一篇文章，：ESC2015， 定睛水晶球，与四位大咖共同探索未来的心血管世界，发表在中国医学论坛报。

我在国内真正接触到TAVR，还是2016年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主办的第二届ChinaValve，当时已经初具规模，有300多人参与，并且与国际知名结构心脏病大会CSI共同举办，三月的杭州春意盎然，也看到了中国瓣膜事业的点点生机。有感而发，主动约稿国际循环，撰稿“群雄逐鹿，孰将成为中国瓣膜介入的领航灯”，而我在朋友圈中也写道：我们相信借助安贞医院内外科及相关科室的雄厚实力，我们必定会成为瓣膜介入的一盏新的领航灯。正是因为这篇文章，使得当年一直参与到瓣膜会议转播的非常小的不知名的转播公司严道医声网的俸云波总经理找到我，邀请我为2017年严道医声网的China Valve会议撰写报道“China valve (Hang zhou)：瓣膜之城，正在与世界同步”。伴随着中国瓣膜事业的发展，严道医声网也更名为严道医声网，更是成为中国心脏新技术传播的主流媒体。而这个过程也让我感觉到不只是用笔更是要用心来记录我对这些新技术的向往和憧憬。

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安贞医院在2016年开始筹备TAVR新技术，我和安贞医院心外科的张海波教授寻找了很多TAVI适应症的患者，也反复对病人进行会诊，然而当年正好赶上魏则西事件，尚未获得批准的瓣膜技术暂停应用，一些患者在等待瓣膜的过程中故去了。

2017年3月8日，在我们的积极的筹备下，北京安贞医院杂交手术室终于迎来了了第一位重度主动脉瓣狭窄的TAVR手术，患者的射血分数只有18%，心室内径达到74mm，反复心功能不全和双侧胸腔积液，术前由周玉杰副院长和我，心外科孟旭主任及张海波教授组成的第一代安贞医院心脏瓣膜介入团队经过术前精密的计划，术中阜外吴永健主任的指导下，手术获得了成功。从此开启了安贞医院瓣膜介入的历程，团队也在不断的扩大和进步。起初时，每一例TAVR手术我都参与，包括张海波教授开展的经心尖的杰成J-valve植入。每次踏入安贞医院的杂交手术室，都让我想起当年在休斯顿那种久违的神圣感。经过内外科的通力合作，安贞医院也挑战了多个瓣膜介入的第一，如二尖瓣生物瓣的瓣中瓣技术等等。在周院长的培养下，我也逐渐的独立进行操作和带教。很快，安贞医院的多个外科团队也掌握了这项新的技术。随着更多瓣膜种类的出现，更多患有此类疾病，以往没有手术机会的患者从这项技术中得到了生存和救治的可能。

在安贞医院周玉杰院长团队的每一例TAVR的术前，术中，术后我都亲自到位，精心管理，随着病人的不断加重，不但技术水平需要不断提高，身上的责任也不断加重。家属把病人交给我们是对我们的信任，把一个病人完整的交还给家属是我们的责任，2021年新年刚过，一名86岁重度主动脉瓣狭窄老人由女儿陪同从武汉来我们团队行TAVR手术，老人是14年的生物瓣膜毁损，团队成功的为患者行Sapien 瓣中瓣介入治疗，但是老人在回病房的过程中，突然由于血压降低，出现心脏骤停，经80分钟的心脏按压，ECMO的植入，长达52天的治疗终于好转出院，而我更是在患者ECMO植入后在病人床旁守护了2天2夜，直到病情逐渐平稳。

2021年6月，我迎来了我人生的另外一个拐点，由于人事变动，我离开一直培养我成长的安贞医院和周院长团队，独自一人就任于北京积水潭医院心内科，担任新一代的学术带头人。起初，积水潭医院心内科的新技术力量薄弱，原以为在这里开展TAVR手术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患者不会等，来了不到一个月，就碰到一名因为反复心衰入院的85岁老年女性主动脉瓣重度狭窄患者，患者心衰非常重，血压也很低，已经失去转诊和出院的机会。老人的家属知道我的工作经历，非常坚决的说服老人进行TAVR手术。

虽然顶着压力，但是我却充满信心，经过充分的准备，在2021年建党100周年纪念日，我带领积水潭的介入团队成功的为这位老人实施了TAVR手术。刚刚参加完阅兵仪式的周玉杰副院长和积水潭医院赵兴山副院长，也风尘仆仆的赶回来，指导并一同见证了这一积水潭医院心内科的历史时刻。

老人术后恢复的非常好，平时连平卧都会喘，出院后很快就能够大口吃肉，生活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来我们这儿实习的北医学生在她的朋友圈里写着：积水潭第一例TAVR手术，宽敞的导管室里站满了人，冠脉，电生理，麻醉，呼吸，ECMO团队的老师都在准备着，手术很成功，麻醉刚退一些的奶奶含糊但努力的一直在说谢谢，伸手比着大拇指一直放不下，拉心电图的时候看到被子上有字，凑近一看，是奶奶让人写上的“庆祝中国共产党100 周年“。她拉着主任的手，各个老师们的手，还有我们的手，一拉就不愿意放开，这是最好的党的生日礼物吧，傍晚科室里的老师们分着主任订的蛋糕，他们高兴的样子，是疲惫难以掩盖的，是想成为的样子，想起那一句“请党放心，强国有我”。

这名医学生的话，触动着我的心，让我想起了当年我在新加坡，那个无助的印度裔的老人，也感受到了医学将从每一代医学人的手中传承。

这段与TAVR的20年的不解之缘伴随着一个我这样中国大夫的成长，对新技术的追求，和对生命的敬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