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访谈｜第二期
访谈嘉宾｜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葛均波 黄浙勇
“爸爸，你到武汉看病毒去了，病毒长什么样告诉我。”
“看到病毒了，是长着很多角的怪兽。”
这是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黄浙勇教授和他6岁的儿子在电话中的对话。这个很爽快就答应了爸爸出征要求的小家伙，并不知道那是一场多么凶险、艰苦的战役。
2月7日下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136人医疗队，出发前往武汉投入医疗援助，在这136位“白衣英雄”中，来自心内科的医生共有两位，一位是黄浙勇，另一位是曹嘉添。
黄浙勇教授出发前和心内科战友曹嘉添医生合影
同日，黄浙勇教授的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院士《写给全体学生的一封信》被广泛转发。主动请缨未获批准的葛均波院士专门打电话给黄浙勇医生，在对自己的学生进行出征前的勉励的同时，特别提醒他关注新冠肺炎患者爆发性心肌炎的情况。
葛均波院士在中山医院赴鄂医疗队出征现场为同事们送行
“在这场战‘疫’中，没有旁观者。”
日前，在武汉参战了一个多星期的黄浙勇教授接受了严道医声网的专访，从一位心血管医生的角度为我们介绍了前线发生的故事和自己的体会。
01
援鄂医疗队的到来，让治疗稳定了下来
中山救援队心内科医护队员虹桥机场合影
在中山医院发出了支援武汉的号召后，很多心内科的同事都提交了报名申请。组织上经过研究讨论，考虑到年龄和专业的配合，最终决定由黄浙勇和曹嘉添共赴江城。
“家里人知道后都没有说什么，虽然看得出他们都很担心。”
黄浙勇教授告诉我们，他的爱人也是医务工作者，能够理解这次任务的重要。
“我说我要去了，她只是简单地说，好啊。然后不停地在房内踱步”
“我父母在农村，都80来岁了，他们还是充满焦虑的。
但之前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在华山医院的弟弟就曾参加过当时的救援，所以家人还是能够理解的。”
黄浙勇教授说。
虽然去之前已经有了一定的思想准备，但当时看到的情况还是让黄浙勇教授感到非常震惊。
“2月7日晚上，我们就到了武汉。武汉大学人民医院东院区一共有2000多张床位，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接管的是两个重症病房。”
黄浙勇教授说，每个病房有40张病床，在他们来之前，每个病房只有5~6个医生，10来个护士在勉力支撑。
黄浙勇教授与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心内科余锂镭教授合影
“非常巧。我们这个病房就是人民医院原来的心内科病房，在疫情发生后改造成重症病房的。
当时，他们已经完全没办法，就这么点医生，病人越来越多，很多是基层医院转过来的重症病人。
令人吃惊的是，我们接管的病房接近三分之一是本院受感染的医护人员，很惨烈的。”
黄浙勇教授说，中山医院援鄂医疗队的到来，让局面大为改观。
“我们30个医生，100多个护士，分在两个病区，避免当地医生的超负荷，使病区医疗活动更加科学、可持续地运转。”
黄浙勇教授告诉我们，由于新冠肺炎的传染性比较强，医生护士都必须穿好防护服才能进入病区。
他说，由于劳动强度比较大，现在采取的是医生每班12小时，轮休一天；护士每班4小时，每天6班轮流的换班制度，可以相对较好地完成诊疗任务。
02
这里条件艰苦，但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
黄浙勇教授整装进入隔离区
“穿上防护服又闷又热，每次出来的时候全身的衣服都是湿透的。”
黄浙勇教授在介绍工作的艰难时自嘲“像外星人一样”。
“今天就有一个同事晕倒了。”
穿上密不透风的防护服后，被汗浸透是“家常便饭”；护目镜被汗气蒸得看不见；戴上两三层手套后，手都没有感觉了……他说，由于劳动强度大，人就更容易疲惫。
当天，黄浙勇教授做了一个桡动脉穿刺抽血查血气。他的感受是手上完全没感觉，眼睛也看不清楚，最后取得成功完全是凭借着自己冠脉介入积累起来的经验。
与劳动强度、难度加大密切相关的是相关物资的缺乏。
“最最核心的是口罩、防护服比较缺乏，一个礼拜，基本上每天穿的防护服品牌都是不一样的，都是靠捐赠。
有时候我们会担心防护服能不能保证供应，质量是否合格。
像人民医院这样的大型医院，物资保障相对较好，一些相对小的医院情况可能更差。”
医生如此，患者更加艰难。
他告诉我们，由于新冠肺炎是传染性疾病，得了病，家人也无法前来照看，而且不少家庭都有多人同时住进医院，因此住院病人的生活质量可以说是非常不堪的。
“有一次我们查房，顺便带了两个小橘子进去给了病人，他们都感动地流了眼泪，说好久没看到水果了。
大过节的，两个橘子就感动地不得了，我心里真的不好受。”
黄浙勇教授回忆接诊病人时发生的这样一个小故事时，仍忍不住叹息。
这样的工作强度和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却没有任何一个中山人打退堂鼓。
因为每个医护人员来到这里，都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使命感，即便轮休下来大家也会互相打气，讨论怎样有更好的办法来控制疾病。
黄浙勇教授说，随着国家的全方位动员起来，生产潜能挖掘出来后，这一问题一定能真正得到缓解。
03
发挥心脏专科优势，为减少误诊做贡献
在采访黄浙勇教授后，我们又连线了葛均波院士。
葛均波院士说，之所以自己要主动请缨，希望能够亲自前往“抗疫”一线，就是因为他关注到这次新冠肺炎的患者中不少都同时爆发有心肌炎。
“从报道的数据看，有12%的患者出现了心脏的损伤，在ICU里面的患者，有40%的人有心肌酶的升高。”
葛均波院士认为，这就证实了早期自己对病毒感染力的推测，病毒在通过呼吸道感染后，可能会出现炎症风暴，不光会造成呼吸器官的损伤，还会造成心、肝、肾等多器官的损伤。
“目前，还是以呼吸重症治疗为主，但对一些危重症病人，如怀疑有炎症风暴，应该及时评估，早期应用ECMO这样的设备，让病人重要器官得到恢复，从而降低病人的死亡率。”
葛均波院士说，作为统编教材《内科学》的主编，自己对每一个学科和亚学科疾病的发病掌握的比较全面，因此就想到前线去提供一些这方面的帮助，但组织上目前还没有批准，只好委托自己在前线的学生做好临床观察。
黄浙勇教授告诉我们，为了验证这一判断，在他出发前，葛均波院士特意嘱咐随身携带了一台掌上超声。
“尽管我来的时间还比较短，但很快发现不少患者的确出现了心肌损害的现象。
昨天晚上一例危重患者病情突然恶化，临终前症状酷似急性左心衰的临床表现，但可惜晚间医院紧急化验和检查都受到限制……”
他说，心脏和肺在人体正常生理功能上密不可分，一方面，合并存在的基础心脏病增加肺炎感染及加重的风险；
另一方面，肺炎的感染可能加重原有的心血管疾病，如血压升高、心衰加重，甚至触发动脉斑块破裂及急性心肌梗死发生等。
作为一名心内科医生，黄浙勇教授在会诊中承担了心脏合并症和并发症的诊治工作。
“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表现是胸闷气喘，很多心衰病人的临床表现也是这样。”
他说，“我们作为心血管医生，可以准确分析出到底是肺栓塞还是心衰，还是肺炎。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地避免误诊和漏诊。”
黄浙勇教授认为，自己作为心脏科的专科医生参与这一战役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是作为普通内科医生参与肺炎诊治；
二是从专业视角进行思考，可以关注心脏损伤、心包炎、病毒性肺炎和病毒性心肌炎的关系、ARB降压药的安全性等特殊问题；
三是此次多学科会战，相当于MDT，各学科医生可以相互交流，激发思路，取长补短、造福病人。
医疗队协作抢救危重患者
04
众志成城，春暖花开会有时
最近几天，湖北以外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均已呈现明显下降趋势，但武汉的形势依然严峻。
黄浙勇教授说，自己虽然身处一线，但对全局的情况并不掌握，因此也无法判断疫情何时能够真正结束，但他通过这段时间的参与治疗，对疫情的控制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我们病房今天就周转走了7个病情减轻的病人。”
黄浙勇教授认为，客观上看，虽然新冠肺炎的传染性特别强，但是死亡率并不算特别高。
他说，新冠肺炎属于自限性疾病，就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绝大多数病人会自己好起来，在有效杀灭病毒的药物出现之前，作为医生而言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患者缓解症状，度过难关。
“这个东西就像人生旅途一样，翻过一个高山，后面往往都是平原了。这个病也是这个样子，把最困难的时期过了以后，慢慢就好了。”
谈到新冠肺炎导致的死亡，黄浙勇教授总结为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老年人，本身素质就比较羸弱；
第二种是合并症比较多的患者，如尿毒症透析患者、心血管疾病患者等；
第三种是疾病本身进展特别快的患者，要么病毒负荷重、要么感染后机体反应过于强烈。
相对而言，这三类人如果感染病毒后会比较危险，预后比较差。
关于这场疫情何时会终结，葛均波院士也秉持着乐观的态度。
他说，流行病学上构成传染病“流行的三个环节”是：传染源、传播途径、易感人群。
抗击流行病也要从这三个环节着手，即隔离传染源、阻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
“前段时间，湖北地区的相对无序状态是因为没有充分的准备，一下子接收不了这么多病人。
如今全国上下万众一心，国家动员一切力量指挥支援，我们已经慢慢走上了正轨。”
黄浙勇教授也表示，虽然作为一线医务人员很辛苦，但新冠肺炎属于流行病，社区和政府对于控制疾病的流行所起的作用更大。
“至于什么时候出现拐点，现在国家派了两三万人的医护人员来支援，大家众志成城，都希望拐点能提前，早日迎来春暖花开。”
“中国人自古便有‘清明过后无疫情’的说法，我们希望如此。”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救援队合影